美丽的桑给巴尔岛令人流连忘返,可是达市的蚊子再度让我带着疟疾返回木索马。无独有偶，这次建华也没有幸免，还是不得不佩服高峰的体格之健壮。疟疾刚好，不知怎么的右眼又痒又红，对镜子一看，疑似结膜炎了（conjunctivitis）。木索马没有中国援助的眼科大夫，所以援助的药品也没有针对眼科疾病的；临行前，妻准备的药品很全，唯独没有考虑眼药水。无奈之下，准备吃几天抗生素，看看能不能较快好转。
带着红红的眼睛来到诊室，医助tarama大吃一惊，我开玩笑说，没办法，来坦桑也改不掉对啥都眼红的毛病，估计她也听不懂这么复杂的中式英语。她提议去找坦桑的眼科大夫看病。说起坦桑的眼科我还是知道的，他们的医生经常带眼睛视物模糊的病人找我会诊，原因是合并高血压。既然不算陌生，我带着试试看的初衷随tarama前往眼科。
眼科就在口腔科的后面，一个走廊连着口腔科的后墙。走廊的近端挂着一个破旧的视力表，表分两面，正面是我们熟悉的标准视力表，一堆乱七八糟的E；反面是有字母组成，我试着读了一下，没有发现明显的规律。走廊已经坐满了候诊的病人，男男女女不少，却不喧哗。走进诊室，前后两进，外面的左手侧是办公室，右手就是诊室，而再往里走就是手术室、消毒室及护士工作室了。Tarama跟值班护士说了原由，因为医生有别的事情，她让我们稍等。随后她便跟我打招呼，用的中国话，“你好！”我几乎脱口而出的“enzuli”马上改成了“你好”。她接着一句话让我惊讶不已，“家里好吗？”这句地道的中国问候语现在在中国的城市基本不用了，这绝对是上世纪的援坦医生留下的中国话。我硬着头皮说，家里挺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接着回问，你家好吗（and you？），她又是一句中国话，我家挺好的！于是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我们开始自由的中英语混合聊天。她关心的是我多大年龄，几个妻子。我关注的是那个视力表反背面有什么不同。
大约10分钟后，我们来到医生办公室。医生看见我进来了，让我稍等，匆忙挂了电话，领我走向诊室。诊室已经坐着两个病人了，我走进去，稍微一犹豫我还是坐在了第一个位置上。看了一眼后面的坦桑病人，他们表情平淡，并没有跟我打招呼。其实我这算是插队了，在国外插队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中国人最让外国人看不起的三个恶习，插队、随地吐痰和随地小便。后两者严格的说都能找到可以理解的理由，而前者几乎是不被原谅。在坦桑，无论是银行、药店、菜市场，我们从没见过匆匆忙忙赶过来插队的坦桑人，似乎只有中国人才会有急事。坐下了我就不好意思再起来了，总感觉有理由插队一样。当然也没有勇气跟后面的病人解释或者说对不起，不如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样子，让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文化，其实心里狠狠的骂了自己一句“丢人啊”！
医生看我坐下了，刚要问诊，他的电话又响了。医生走遍世界都是最忙的职业，我们都有感触。无论看门诊还是查房总会有电话不断的打进来，无形中谁的电话多就代表谁的技术好，人缘广。坦桑医生的电话也是不断，刚问了一句，又一个电话。我不禁往后一坐，叹了一口气。记的上大学的时候有位主任查房从不带手机，非特急的事护士站都给推了。久而久之，当打不通电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她在查房了，也就不再继续找她了；近年来国外也有医院提倡医护人员工作期间不准打手机。今天当病人了才知道病人的感受，我们医生看似潇洒的打电话实际上让病人非常厌烦，你是看病啊还是打电话，公事还是私事啊。看来回国后我得下决心工作期间不开机了。好不容易医生有时间问完病史，简单一检查，告诉我是过敏，我不禁有些怀疑。眼科不是我的专业，但是通常得了结膜炎在国内都是滴含抗生素的眼药水的，我不禁问有没有细菌感染。他又给我做了个上眼睑外翻，干净利索，一下成功，然后告诉我没有细菌感染。等他又接完一个电话，最终给我开了处方。我低声跟他说是不是开上一支抗生素眼药水以备万一，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必要，他确信没有细菌感染，只是过敏症状，用几天地塞米松眼药水就可以了。我也不好坚持己见，感觉他应该是正确的。他写好处方，问我姓名，我接过他手中的笔，在姓名处写下了“Chinese physician”，寓意坦桑大夫给中国医生上了一课。我心中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既盼着坦桑医生判断失误，我好挣回一些中国专家的面子，又希望他是对的，我的眼疾能快点好，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这张处方能在木索马留一段佳话。事实证明坦桑医生是正确的，两天后结膜炎明显好转，我不禁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太多的坚持，否则只会让自己丢颜面了。
一个人在外心境就变化太大，哪怕只是战胜了一个小小的结膜炎，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心情大好，感觉自己又得到了历练，这种自娱自足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病期间带来的想家情绪。就是带着这种满足感很快进入梦乡，然而看门人的喊声还是很快把我带到了医院的急救车上。
凌晨两点，干部病房急会诊。跟往常不一样，车上除了司机，还跟着一个护士，见我上车他赶忙跟我诉说情况。病人是口腔科的大夫，腹痛两天入院，今晚疼的睡不着了，让我去看看。5分钟左右我们来到病房，我简单的看了病历后来到病床旁，高大的口腔医生此时表情痛苦，腹部略微彭隆，上腹部压痛明显；两天前过量饮用白酒，彩超示胆囊膨胀，我首先考虑急性胰腺炎。坦桑人喝酒的少，或者说暴饮暴食的少，这自然与经济状况有关；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坦桑的基督教徒不饮酒。基督教徒半坦桑，因此白酒在坦桑不流行，普通民众只喝啤酒，还往往一瓶啤酒到天亮。这是来坦桑后看到的第一个疑诊胰腺炎的病人，下医嘱的时候不禁想起专业英语老师讲过的一个国外见闻。说外国人很严谨，你下医嘱禁饮食，病人却喝水了；你问他不是禁饮食吗，他说是啊，禁饮食没说禁饮水啊，所以要写清楚禁水、禁食才行。可惜一时怎么也想不起禁饮禁食的规范英语写法了，只好中式英语“stop drinking and stop eating”，等明天问老师了，好在值班护士明白我的意思。医院不能做胰腺炎的相关检查，也没有什么药，除了禁饮食，补足液体，口服奥美拉唑，止痛药，我实在想不出还能下什么实质有效的医嘱，最后还是把抗生素下上了，只希望他的病不是很严重。
一旦碰上复杂的病情或者难以处理的情况，总会让孤身在外的我倍感沮丧，这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整个医疗队都有类似的情况。想着病情预后难料的牙科医生和自己头顶的专家帽子，沮丧的我又添了一丝愧疚感。诚然结膜炎和急性胰腺炎是两种截然不同等级的疾病，但是坦桑医生和中国专家在各自的职责面前，显然前者完成的更从容潇洒。我知道每个人都不应该妄自菲薄，我也知道这里医疗资源不足确实是很客观的条件，可是也不能不实事求是；固然我们是援坦的中国专家，但是我们的确还是有很多不如当地人的地方，或者说当地人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感触。说英语比不过坦桑的医生，专业词汇甚至不如年近50的医助护士；论品行我们抱怨坦桑人发音不准，影响我们的听力，而他们却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给我们，微笑着听我们的中式英语；更何况坦桑人也没有太计较我插队看病。一直以来我们都顶着援坦专家的高帽子，我们光鲜的背后实际上主要是国家的强大，我们个人充其量的优势是脑袋里用中文写成的医学知识，可是如果不懂英语，在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单从医治与被医治，帮助和被帮助的角度来判定医生和病人的立场，需要医治的坦桑人民的确是我们的病人，但是在那些给我们帮助，值得我们敬服和学习的坦桑人面前，我们又何尝不是他们的病人呢！我们是不是该拿出勇气和决心，放低虚无的身架，甘心去做病人。
——援坦队员 朱建波
2014年2月22日 木索马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