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是周五，本是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意外突然发生了。大约中午12点钟，我们四个在各自的办公室内看病人、写病历。突然，有个护士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告诉我们：“motor accident ，many patients come here !”然后就慌慌张张的去告诉本院的医护人员到急诊室集合，我们有点奇怪的来到了急诊室门口，发现有车送了很多伤者来到医院，诊室外面一片慌乱。这不足为奇，因为坦桑车祸蛮多的，就诊程序是本院医生处理，需要我们帮助就通知我们。但是我们看到急诊室里已人满为患，伤员仍在不断的送来，几乎全院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碌，我们意识到出了严重的事故，因为就诊患者已经无法统计了，哭喊声、痛苦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我们四个立即加入抢救的人群当中。坦桑的医生忙着问病史、建立病历，护士们忙着给病人建立静脉通道时，我们这四个中国医生就赶紧帮忙搬运病人、递送输液器、生理盐水。
不过，很快我们发现了问题，本院医生分诊能力实在有限，不论病情轻重，将病人按照先后顺序堆满了诊室和走廊。危重病人得不到及时处理，我们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护士，这些病人马上送手术室手术，那些留在走廊观察，不需要建立静脉通道。护士告诉我们，手术需要你们。我说，马上到。
我们到手术室换上手术衣准备紧急手术，马拉省的卫生厅长（RMO）已经在手术室内指挥医护人员抢救病人了。他换上手术衣，与黄队长推着一个额面部外伤较重的病人进了手术室；我和张洪星则推着另一个多发伤病人进了手术室，朱建波留在了大厅参与清创缝合、监护伤者和抢救休克的病人。四个手术台很快被占满，坦桑的医生就在大厅里为五、六个病人开始清创缝合，用石膏托固定骨折的四肢。由于接近周末了，本来就物资短缺的手术室根本没有准备太多的手术用品，连库房里的纱布和碘伏都用尽了。钳子、剪刀更是互相混用，大厅里的抢救场面难以想象的混乱：往往给这个病人清洗完伤口后，发现没有缝合的针线；等缝完一针了，又发现没有剪刀剪线；等缝合伤口完毕了，却没绷带包扎；看着意识逐渐淡漠的病人，却找不到护士给测量血压。外面的病人还在等着进手术室，而大厅的病人处理的毫无次序。坦桑的医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根本没有经验可循。建波用非常钝的剪刀帮助多个大夫剪线，发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病人（估计是司机），两个坦桑医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面部缝合好了，发现他意识逐渐不行了。沿着裤管越流越多的血，他提醒了大家可能有下肢的损伤。等脱下裤子来一看，左下肢胫骨完全断裂，只有皮肉还连着左足。这样的手术没法在本医院做，即便中国医生也做不了，因为缺少必要的手术器械。之后，他跟护士长交流了一下，让她组织好抢救工作，把多发伤，需要结扎止血的重病人简单清理衣物，按顺序送往中国医生手术室；比较轻的仅需要清创缝合的病人留在大厅；清创缝合完毕的病人立即送病房，给外面的病人腾出抢救的地方。
我们在手术间里给面部严重撕裂的病人清创缝合，病人血肉模糊，从头顶一直到下颌皮肤撕裂了，下唇还有两处穿透伤。病人因疼痛躁动，麻醉师不敢在没有监护仪的情况下使用太多镇静剂，我们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小心手术，避免扎伤自己。毕竟这些病人可都没来得及查HIV抗体。我们按照顺序缝合头皮、面部皮肤、鼻翼、上唇、下唇和颈部的伤口。
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病人们陆续转出手术室，忙碌中也不知为多少病人做了清创缝合，结扎止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此次重大车祸是两辆满载乘客的大客车相撞并翻车所致，估计是超速行驶加违章超车原因。当我们离开手术间，再看着走廊里的病人，非常的遗憾。因为医院没有CT，唯一的一台X线机器已经超负荷了。很多病人没能仔细检查而丧失了抢救机会；手术室没有电钻和钢板，我们无法做骨折手术，很多病人以后终生残疾了。
我们路过急诊室的时候，看到院子里停放了许多具尸体，家属们伤心欲绝，哭声震天。我们心中十分的伤感，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但失去家人的痛苦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早晨晴朗的天空，很快已经半边乌云，下起了小雨，很快瓢泼大雨。我们称之为“上帝在呜咽流泪”。西非已经有埃博拉病毒肆虐，而地处东非的坦桑尼亚又发生如此严重的车祸，非洲人民不知还要遭受多少灾难、经受多少痛苦。
第二天周六，我又来到医院手术室给两个车祸的病人做了脾脏切除手术，手术后路过4号病房，看见了一个被身体疼痛和失去家人的悲伤击溃的女病人，护士告诉我她已经崩溃了，不停的哭喊，只能用镇静剂。我只能默默的走开了，心中凄然。后来看到了马拉省的各级官员在省长带领下探视病人，悲伤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木索马，往日周末大街上车水马龙的情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人们聚集在医院，安慰痛苦流泪的伤员家人。黄队长从马拉省厅长那里得到消息，已经死亡37人了，其中包括医院的一个医生，真是人间惨剧，希望他们已经到达天堂，投入上帝的怀抱。
——援坦队员 高峰
